同理，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权力机关预算执行监督权应该包含直接监督或者委托监督的权能，也包含审计机关提交的报告应该符合全面、真实、及时的要求。

毫无疑问，平衡个人权利保护和规制之间的关系总是很难的，尤其在拥枪派的权利主张和控抢派的规制要求之间寻求平衡就更困难了。1938年，Miller和Layton因为从俄克拉荷马州向阿肯色州贩卖短猎枪而被指控违反了1934年的《全国枪支法案》（NFA）。

他写道： 法院通览了制宪者在不同宪法条款中所使用的人民（the people）一词的含义。在宪法解释中，这就意味着绝不能无视待解释的章节、条款在宪法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意味着对任何修正案的解释都不能与宪法其他部分相矛盾（当然，作为修正案修正对象的原条款除外）。〔[23]〕甚至连联邦党制宪会议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也承认在反抗专制政府、入侵者和刑事罪犯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如果只有出于合法目的才能持有武器，而合法目的又受制于传统，那么法院只需通过宣布什么目的是传统的，因此也是合法的，就能够随意地决定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罗伯特·利维认为，历史地看，法院仅仅选择性地将正当程序条款用来吸纳那些‘对美国的正义观（the American scheme of justice）而言最为根本的权利。

那么，将第二修正案分为序言性条款和实施性条款，并认为两者之间无实质联系的观点就是可以接受的。这部法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认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等。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所搜集的证据进行审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理上应无疑义，但困难在于实际操作。

对此，《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管辖规定》（高检发反贪字［2013］2号）第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管辖。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案件质量堪忧，[10]对此不能不重视。[11]因为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也是一种处置，包括对违法情节较轻人员的处置，故移放于第六章，与第四十三条的处理、建议、问责、移送起诉并列或合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2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时，应当将贪污贿赂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

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注释】 作者简介：龙宗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案件管辖上的协调衔接，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比较清晰。为与刑事诉讼法协调衔接，建议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刑事立案后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在逃被调查人实施通缉，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因为如果被确定为职务犯罪嫌疑人，通常已经过初核阶段的询问，被调查人已初步交代违法犯罪事实，而这种交代如何形成，是确定调查过程是否存在违法情形的关键。这种情况会影响国家刑事程序法制的统一以及监察与司法的协调等法治价值的实现。

同时，将监察程序一章中的两个条文，即第四十条，采取调查措施应当出示证件和书面通知，以及第四十二条，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与合法性保障（录音录像），归并到第五章中，在具体措施规定后作出总括性要求，以理顺条文逻辑关系。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事的监督，并且是刑事追诉中特定事项的有限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是对人的监督，是全面监督，二者并行不悖，这与监察法草案确认监察委接受人大监督，同时监察委也监督人大工作人员遵纪守法同理。然而，涉嫌违法即构成监察立案条件，同时不专设刑事立案程序，将造成较为明显的程序不协调问题。然而，此种表意不明的条款毕竟难以成为适用刑事诉讼法规范的依据。

（二）建立协调衔接机制的困难及意义，与监察委的特殊性及立法路径有关 应当看到，监察委与司法机关之间实现合理有效的协调衔接并非易事。现行相关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一是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二元区分，这种制度设计体现在我国所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设计中。

[2]据此，在该省经监察立案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到百分之一。一是关于职能管辖的规定。

严重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应当通知被调查人家属，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如将留置对象限制于犯罪嫌疑人，并且规定在刑事立案后实施，律师介入提供刑事法律帮助的性质和职责就比较明确，介入留置程序不致发生法律障碍。笔者认为，对案件办理的司法责任制，以及对某些特殊的案件实行党内报告制度，是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就刑事诉讼法在十一个条文中规定的尸体和人身检查制度、侦查实验制度、复验复查制度、鉴定意见告知当事人制度、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制度、精神病鉴定不计入办案期限等，监察法草案均未作出规定，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在监察实践中也可能遇到。不过，由于人大权力的特定构成及行使方式，其监督无法实现常规化，也很难保证实效性，检察监督是一种对职务犯罪调查的常规性监督，如果予以确认和保障，可弥补人大监督的不足。在监察立案的基础上应建立刑事立案制度，以避免纪法界限模糊，并由此设立部分高强度强制侦查措施启动节点，同时便于与司法程序对接。

由于监察立案既针对职务违法又针对职务犯罪，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区别缺乏标志和程序节点。职务犯罪调查取证的权力与责任转隶后，由于监察机关相对于审判和公诉的特殊法律地位，让有争议案件的重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可能更为突出。

尤其是一些基层监察委，因缺乏专门留置场所而将决定留置的人员由看守所代押。否则，如留置由党委书记审批并负责，司法审查在法理上难以成立，在实践中则难以实施。

其一，造成国家刑事程序法制的不统一。第二，虽然法律规定不得强迫嫌疑人证实自己的犯罪，但其不享有沉默权，仍须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同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多样化强制措施的灵活运用，应当更能适应职务犯罪侦查取证对强制措施的多元需求，既有利于实现司法人权保障，也有利于查处、打击职务犯罪。对讯问及其他重要取证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是保证口供获取过程合法性并有效证明程序合法的重要措施，刑事诉讼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近年来的一系列司法文件（包括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也重申和强调了这一制度。一是按照纪法适度分离及其递进关系作出程序规定，立法规范上，实现纪法适度分离。

地域管辖实行犯罪地管辖为主，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法律程序 【全文】 编者按：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全新的制度设计。

职务犯罪调查禁止律师进入程序，其正当性理由如何表达：是因为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更大，还是其调查取证甚至比涉及国家安全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更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允许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律师帮助，而监察法要对处于体制内、为国家做了一定工作和服务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样在犯罪调查阶段不给予可获得律师帮助，这显然是缺乏正当性根据的，同时也显然存在程序保障措施不协调。六、证据适用的协调衔接 证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基石，在证据适用方面，监察与司法亦须有效衔接。

所以，按照监察法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做法，显然妨碍对公民适用法律的平等原则，而且对普通公民尚无犯罪嫌疑即可实施长时间羁押等强制措施，不符合国家强制力使用的比例原则，也不符合行政强制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然而这些调查措施的内容和实施方式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措施的规定并无实质区别。

然而，如何区分是职务违法或是职务犯罪并确定相应的强制性调查措施，有关规定并未设定相应程序及法律手续，如刑事立案手续。监察法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监察程序中对涉嫌存在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办理立案手续，即在监察程序中实行立案制度。四、调查措施的协调衔接 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及其机构转隶新设的监察机关。要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而非审查决定，妨碍了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功能的展开，不利于保障案件质量，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条文中的依法提起诉讼应当修改为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因此，应当将检察机关依法对被移交人员采取强制措施修改为检察机关依法审查后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从而为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提供依据。此处的追究法律责任，也非平常人所理解的刑事责任，而是包括职务违法在内的法律责任。

因为，程序公正有一项最基本的原理：任何人不能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我国《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和冻结。

监察法草案第三章规定了监察事项的上级提管、下级送管和指定管辖，却未明确级别管辖，即基层及上级直至最高监察机关各自的管辖范围。如果这样规定有困难，也应当明确规定允许司法机关及辩护律师查阅。